点击蓝字△   8月20日清晨,已经躺在手术台上的陈先生又一次领教了什么是“变数”:“管床医生告诉我,由于我血糖波动过大,恐影响术后恢复,在请示主刀医生后,决定取消手术。”

  被推回病房的陈先生一面感谢医生的责任心,一面沮丧身体的不争气:“你说我要治疗的是右眼的黄斑裂孔,怎么血糖还这么捣乱?”

  陈先生的妻子也很懊恼:“我爱人去年3月血糖一度不达标,吃了近一年的药,但医生并未确诊糖尿病,血糖稳定后就给他停药了,停药这半年也从未感觉有什么不对劲,不承想还是被糖尿病卡在了手术当口。”

  在病房里,陈先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6年前,他从未设想视力会成为他生活里的“变数”:“当时我双眼只是三四百度的近视,也没遭遇外伤,但是突然有一天,我的左眼开始从一角起一点一点变黑,慢慢地,双眼都看不见了。”

  陈先生被医生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并随后接受手术。然而造化弄人——陈先生的手术效果并不理想:“术后眼压高,各种后遗症,给我做手术的医生犯了难,说我的情况他们治不了,劝我另请高明。”

  陈先生只得四处求医。“这6年我往返北京70余次,医院、眼科大夫我几乎都去看过,前后做了大大小小7次手术,我的治疗故事6天6夜都说不完。”

  如今,裸眼视力仅有0.16的陈先生回首当初,深悔自己对眼睛健康   陈先生只是千千万万被眼疾困扰的患者之一。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十三五”全国眼健康规划(-年)》指出:“我国仍然是世界上盲和视觉损伤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尽管形势严峻,但绝非无药可救——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高达80%的成人视力损害和盲是可以预防或治疗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抓住眼病防控的时机?

沙眼白内障防控成效卓著

  

  事实上,防盲治盲一直是我国公共卫生的重点,我国政府遏制主要致盲性眼病的工作曾获得世界性赞誉。

  防盲治盲的第一枪从沙眼打响。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之前,沙眼一直是国人谈之色变的传染性眼病,也是我国高居榜首的致盲性眼病。

  沙眼由沙眼衣原体感染引起。在解放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沙眼平均患病率约55%,边远农村患病率高达80%~90%,沙眼致盲率占盲人比例的50%以上。

  王宁利说,沙眼的肆虐跟当时国家经济水平不高、卫生条件差有很大关系。因此,为防治沙眼,我国政府在全国推行治水改厕、改善环境卫生条件等措施。

  与此同时,年,征服沙眼的核心技术终告突破——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教授汤飞凡和北京市眼科研究所教授张晓楼共同努力,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并成功分离出沙眼衣原体,并随后研究找到了有效治疗沙眼的药物。

  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创新性地推行“SAFE战略”,即沙眼倒睫矫正手术(S)、使用适当的抗生素(A)、面部清洁(F)、环境改善(E),进一步扭转了沙眼“毒”霸一方的局面。据王宁利介绍,到年,我国沙眼致盲率已经下降至10.75%。

  围剿致盲性沙眼的努力仍在继续。年底,一支由我国眼科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技术官员组成的专家组宣布,我国1~9岁儿童活动性沙眼低于5%,成年人沙眼倒睫低于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消灭致盲性沙眼的目标。这意味着,经过60多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终于在年成功消灭致盲性沙眼。

  就在沙眼节节败退之时,20世纪80年代,多个眼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白内障成为国人致盲的头号凶手,这种情况延续至今。

  如果把人的眼睛比作照相机,晶状体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无论什么原因,一旦晶状体发生变性和浑浊,变得不透明,就会阻挡光线进入眼睛,发生视物模糊,这就是白内障。

  白内障是一种可治疗的致盲性眼病,手术治疗对白内障复明有效。但我国白内障手术率(CSR)当时处于低值:年前,我国白内障年手术量约为14.3万例,每百万人口CSR仅。

  王宁利说,国家对白内障的防治十分重视,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级白内障盲防治项目,包括“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等,在治疗白内障盲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此外,我国白内障手术技术也有明显提高,小切口囊外白内障摘除术、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和IOL(人工晶体)植入术已经普及。

  白内障手术率随之提高。年,我国每百万人口CSR超过,较“十一五”(~)末期提高了56%。年,我国白内障年手术量达到万例,每百万人口CSR为。

  王宁利介绍,~年,随着防治白内障盲工作的不断进展,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盲和中重度视力损伤的患病率分别下降了38%和16.1%。

▲浙江医院眼科医生为接受白内障手术的农村老人揭开眼罩黄宗治摄

  尽管白内障手术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但在王宁利看来,从这些数据依然能够看出,即便在人口众多和老龄化加剧、与年龄相关的眼病数量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我国防治白内障盲和视觉损伤的工作还是取得了较大进展。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白内障及IOL学组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白内障摘除手术已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白内障摘除手术今后的目标不再仅是复明,而将进入通过IOL的个性化选择以提高视觉功能的屈光性白内障手术时代。

  从传统的复明手术到屈光性手术,白内障患者的手术适应症不再局限于盲人,而是当白内障影响日常工作、生活就可施行手术,达到恢复视功能的效果。并且,手术不仅要让患者看得见,而且要看得清晰、看得持久、看得舒适,最大化地提升术后视觉质量。

  更值得骄傲的是,中国的眼科医生不仅提升了国人白内障的治疗水平,并且还派遣医疗队远赴非洲、越南、蒙古等地开展白内障治疗,为当地患者送去光明。王宁利评价说:“我国的白内障防盲行动已经成为国家的一张名片。”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医院,一名小朋友等待参加“光明行”活动的中国眼科专家为他看诊李京摄

糖网挑战防治模式

  尽管我国针对沙眼、白内障等可避免盲的努力收获不俗战果,但新的挑战接踵而至——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到年糖尿病将成为致盲的首要原因。作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压力显而易见。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乍听与眼睛似无关系,其实不然。这是因为,血糖高能引起包括微血管和大血管在内的血管病变,而血管遍布全身,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也遍布全身器官,眼球自然也不例外。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医院原副院长兼眼科主任黎晓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几乎所有眼病都可能发生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其中,视网膜病变是最常见的糖尿病眼病,俗称糖网。糖网一旦发生即不可逆,治疗只是阻止病情的恶化,糖网可导致不可逆的视力损伤和盲,目前尚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根据卫生主管部门年资料:我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总体人群中的发病率为1.3%,在糖尿病罹患人群中的发病率是23%。

  也有数据称,50%的糖尿病患者会在病程10年左右出现糖网,病程超过15年的患者罹患糖网的比例高达80%。“糖尿病患者病程越长,糖网患病率越高,病情也越重。”黎晓新说。

  学界通常认为,糖网的早期预防效果较为理想,早期预防的花费要远远低于晚期治疗费用。因此,糖尿病患者严格控制血糖、血脂、血压等危险因素,同时进行眼底筛查,可显著降低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危险,同时,对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可显著降低致盲率。

  显然,与白内障单纯依靠手术即可复明相比,糖网的特性决定了它的防控与白内障截然不同——不仅要治,更要靠防。黎晓新说:“严格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并开展糖网早期筛查和定期随访等干预措施,是应对糖网高发病率、高致盲率的正确‘打开方式’。”

  糖网的预防包括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一级预防是指在尚未发生糖网的糖尿病人群中,针对糖网发病的高危因素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糖网发生。二级预防则是对初发糖网患者,在尚未出现症状或出现早期症状时即明确诊断并及时治疗,避免出现严重的视力损伤。

  然而,我国糖尿病患者对眼部并发症的知晓率还比较低,影响了糖网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

  黎晓新说,门诊中经常遇到因视力下降前来就诊的患者,在询问和检查后发现患者同时患有糖尿病,甚至其视力下降的元凶正是糖尿病。“早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病隐匿,如果不累及黄斑区,患者通常不会出现明显的视力损伤,如果是单只眼患病就更不易察觉,加之公众大多缺乏糖网知识,主动就诊的患者比例不高。而一旦患者视力出现明显损伤,疾病往往已进展到中后期,治疗比较麻烦不说,效果通常也不尽如人意,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定期检查眼底。”

  在黎晓新看来,老年人看东西模糊变形时,常以为是老眼昏花的正常生理现象,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正确。“这些情况很可能是眼底疾病的征兆,一定要及时去查视力、查眼压,必要时还得查眼底,但问题是,我们目前对公众的健康宣传还很不够,懂得眼健康知识的公众还是太少。”

  黎晓新直言:“现在所谓的健康科普背后大多有商业利益,没有好处、不卖产品的健康宣传少之又少。以眼病为例,相关眼健康知识普及不足,反倒是不靠谱的某滴眼液、某近视治疗仪等占据了宣传的阵地。”

  黎晓新说:“预防比治疗更经济、更明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是健康宣传这样的预防费用由谁来出。一些发达国家的医保机构认识到预防的价值,因而花费不少资金去做健康宣传,与之相比,我国的医保机构主要承担的还是费用控制、战略购买等的传统角色,医保机构亟需承担健康宣传者的新使命。”

  糖网的挑战还包括对我国现行疾病诊疗模式的冲击。黎晓新说,糖网一级预防、二级预防的主战场并非二、三级医疗机构,而是包括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内的基层医疗机构,但目前,在“重治轻防”的老观念下,我国针对糖网的医疗资源大多沉淀在二、三级医疗机构,对糖网的早期干预还不到位。

  我国卫生主管部门年发布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级诊疗服务技术方案》(下称《技术方案》)亦指出:“目前,87%的糖尿病患者就诊于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但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基本诊疗措施和适宜技术却在三级医疗机构实施。”

  这意味着,我国目前多数糖尿病患者尚未接受规范的眼科诊疗。前述《技术方案》透露:“50%以上糖尿病患者未被告知应定期眼底检查。近70%的糖尿病患者未接受规范的眼科治疗,约90%具有激光治疗指征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未治疗。在应接受激光治疗的患者中仅有20%接受了规范的激光治疗。”

  显然,疾病防治模式转型并非易事,但好在分级诊疗等有利于糖网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步子已经迈了出去。

布局眼健康

  更可喜的是,深层次保障我国眼健康事业的人才培养、研发布局等顶层设计图纸正徐徐铺展。

  在王宁利的设想里,眼健康事业的重中之重是人才。

  据王宁利介绍,我国眼科医师人数约人,已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每5万人中至少有1名眼科医师的标准,但眼科医师的数量够了,质量还不够,眼科医师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还比较突出。

  王宁利说,当前,经过多年理论学习并接受严格临床训练的优秀眼科医师往往在大城市执业,其好处是我国知名眼科中心的医疗实力、科研实力均达国际先进水平,但弊端就是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医院的眼科服务水平仍需大幅提高。

  王宁利坦言,与大城市、大医院的眼科医生相比,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眼科医生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急需整体、全面的提升。因此,我国的眼科医生培养还需“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培养多学科交叉、多元化且具有原始创新思维的尖端眼科人才,另一方面,则要在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眼科服务能力方面狠下功夫。

▲医护人员向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浴新南小学学生讲解眼球构造王晓摄

  与此同时,王宁利还希望在眼科相关的临床研究、器械研制中取得突破。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年国际眼科理事会在编写青光眼指南的过程中,特别邀请中国专家参与,并将基于中国青光眼患者所提出的青光眼筛查方法、诊断流程编写入相关章节,可见中国眼科医师的工作已逐渐得到国际业界广泛认可。“我们要继续努力,多开展被国际认同的高水平临床研究,争取从技术指南、标准的引进国,成为技术指南、标准的输出国。”

  此外,在眼科药物、设备、器械及耗材的原创性研制、研发上,还需进一步拓展医工交叉和医企研的联合,争取改变国外品牌的垄断局面。

  王宁利表示,我国在航空航天、铁路运行等众多高科技领域都曾取得世所瞩目的进步,但多年来却在眼科设备耗材的研发方面停滞不前,以眼科手术最常用的IOL为例,其接近90%需要从国外进口。“这种情况亟待改变。未来,我们要继续在眼科产品、眼科重大设备上发力,争取让我们自主研发的产品在质量设计上有所突破、在使用效果上有更好表现,从而使我们的产品能够在临床广泛使用,力争最大比例的国产化。”

  王宁利急盼走出当前我国新技术、新设备、新药物的引进阶段。“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使命就是把我国从设备进口国、技术进口国变成设备输出国、技术输出国。”

  规划中的眼健康蓝图和转型中的疾病防治模式何时落实到位?并进而带来我国盲和视觉损伤患病的拐点?LW

刊于《瞭望》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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